邳州市戴庄中学
信仰

下午两点半,下着细雨,天阴得有点发冷。我刚打开办公室的门,他也跟进来了。我沏了一杯茶,坐定,自顾喝茶,没理他。


  他没有像以往一样,毫不客气地在沙发上坐下来,而是局促地站在屋子中间,抖瑟着。我没叫他坐,他也不坐。


  他姓蔡,70多岁了,是上访专业户,我们都叫他蔡老头。办公室的人陆陆续续地来上班了,看见他,都乐了,都说,蔡老头,又到北京回来了呀?见到某某了吗?


  某某指的是中央的一个大人物。


  他说,回来了。又给每个人都敬上烟。


  抽的是大中华。老头今天有喜事了?


  我不问,其他人也不问,都去忙自己的事,把老头一个人撂在屋中间。他有话自然会说。


  他果然就说了,他说,解决了,我的问题解决了。


  我们都将头抬了起来,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,又都一齐看着蔡老头。


  老头高兴了,自个儿搬了个凳子,坐了下来,猛吸了一口烟,说,解决了,我的问题解决了。


  我说,这么说,他们认定你是1940年入党的了?


  老头说,不,他们说我是1949年入党的。


  一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,几个人差点笑出了眼泪。


  只有老头不笑,像看着怪物一样看着我们。我们也看着怪物一样看着他。


  蔡老头真是个怪物。就为到底是哪一年入党的问题,十几年来,他一直在上访。本来,不管是1940年还是1949年入党的,他都享受离休待遇。可是他固执得很,死认定自己是1940年入的党,十几年里,他跑广州跑北京,几个工资都倒贴进去了。这一次,他去北京,是去找一个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。蔡老头说,是真金,就不怕烈火烧。


  我对他说,这么说,蔡老头,这一次你没有找到你那位战友?


  不,找到了。老头说,他也说我是1940年入的党,我确实是1940年入的党。就是那一年,日本鬼子的炸弹炸伤了我的左腿。老头说着就卷起他的裤腿,把那一个碗口大的疤指给我们看。


  老头的固执劲又来了。屋子里的几个人又都笑了起来。按惯例,老头接下来会呈上他那一叠厚厚的材料。那一叠材料里有上至中央下至村委会的公章,老头每到一个地方申诉,就一定叫人家盖上公章,明明那公章一点也不管用,可老头信它。那一叠材料里,就有我亲自给他盖上的十九个公章。我拿出公章来,准备给他盖上第二十个公章。


  可这次老头没带材料来,见我们都笑,老头张开的嘴又闭上了。


  我说,蔡老头呀,你这次来,到底想干什么呀?


  老头搓搓手,说,嘿,我要干什么呀?突然又说,你们都是党员吧?


  办公室里几个年轻小伙子打趣道,蔡老头,党员又有什么用呀?你还是先弄清自己是哪一年入党的吧。


  老头激动起来了,满脸通红,牙齿格格地响。他大声说,我告诉你,小子,我是1940年入党的,我是老党员了。入党没用,干啥有用?你说说,你说说。泡歌厅、包二奶,这些就有用了吗?你们这些人,还是共产党员吗?


  老头几乎要跳起来了。他说,我这次去北京,我那位战友死了,他死了,我突然想开了,他干了一辈子革命,死了还将遗体捐献给国家,我还在哪一年入党的问题上争什么,我还算个共产党员吗?!老头突然“啪”地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。


  清脆的一巴掌,像打在办公室每个人的脸上。大家都不说话,老头脸色发紫,我脱下一件衣服,披在他身上。


  我的心里,流着长长的泪。